《十月》:改革开放40年文学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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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锦海
2018-10-11 14:32

1978年创刊的《十月》,到2018年整整走过了40年

十月》这个刊名,鲜明地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精神气质——它蕴含了一目了然又丰富无比的时代信息。在一个金色的季节,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学一起告别了过去,迎接一个与这个季节一样辉煌的新时代。因此,“十月”是庄严和正大、是浪漫和激情、是鲜花和泪水,是飘扬的文学旗帜和火炬。它在北京的金秋迎风招展,吸引的却是全国文学家和读者的目光。就这样,《十月》不仅成了一个时代文学的见证者、推动者,重要的它更是一个参与者和建造者。因此,《十月》的40年,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改革开放40年文学的缩影。

2003年,《十月》创刊20周年之际,当时的主编王占君先生囑我组织一个编委会,编选“《十月》典藏丛书”,我请谢冕先生担任主编。丛书出版时,谢先生写下了受到广泛赞誉的序言:《一份刊物和一个时代》。谢先生说:

《十月》创刊的时候,文学圈中正是满目疮痍,一派萧瑟的景象。人们面对的是一片精神废墟。从昨日的阴影走出来,人们已不习惯满眼明媚的阳光,长久的精神囚禁,人们仿佛是久居笼中的鸟,已不习惯自由地飞翔。文学的重新起步是艰难的,它要面对长期形成的思想戒律与艺术戒律,它们的跋涉需要跨越冰冷的教条所设置的重重障碍。也许更为严重的事实是,因为长久的荒芜和禁锢在读者和批评者中所形成的欣赏与批评的惰性,文学每前进一步,都要穿越那严阵以待的左倾思维的弹雨和雷阵,都要面对如马克思所说的“对于非音乐的耳朵,最美的音乐也没有意义”的欣赏惰性的自我折磨。

这是那个年代文学的基本处境。因此,1978年创刊的《十月》和中国文学一样,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重建我们的文学。我们发现,《十月》初创时期的编者们是非常有眼光的。在创刊号上,他们专门设立了一个栏目“学习与借鉴”。刊出了鲁迅的《药》、茅盾的《春蚕》、屠格涅夫的《木木》和都德的《最后一课》,并有赏析文章一并刊出。这些传统的经典作品,在那个时代远离作家和读者已久。编者的良苦用心就是要修复文学与中国现代传统和西方经典的关系。同时,创刊号刊出了刘心武轰动一时的《爱情的位置》等标示新时代文学气象和症候的作品,和其他刊物发表的同类作品一起吹响了文学新时代启航的号角。

在文学重建初期,《十月》在坚持兼容并蓄和现实主义精神的同时,也勇于承担了社会批判的职责。创刊不久的1979年,反特权、反官僚主义的文学作品从一个方面体现了那一时代活跃、自由的文学环境和作家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感。但是,文学试图参与社会批判,必然要受到另一方面的干预。就在这一年,发生了围绕着《苦恋》、《在社会档案里》、《调动》、《女贼》、《假如我是真的》、《飞天》、《将军,不能这样做》等作品的讨论及评价,并引发了1980年“剧本座谈会”的召开。这些备受争议的作品中,有两部发表在《十月》上,这就是刘克的中篇小说《飞天》和白桦的电影剧本《苦恋》。这一情况表明,在新时期文学重建初期,《十月》就处在风口浪尖上,它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靳凡的《公开的情书》和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文革”中曾以手抄本的形式在青年中广泛流传,它们成书的年代,正是当代中国专制统治最为严酷的时代,它们的作者都是“文革”中的老红卫兵,经历了狂热和幻灭的精神历程之后,他们在更深广的意义上省察了这一历程。他们都生活于中心都市北京,在幻灭的日子里他们阅读了许多经典性作品,从黑格尔、费尔巴哈到马克思、恩格斯以及许多西方文学名著。这一情况我们不仅可以从礼平与王若水的论辩中明确地做出判断,而且丁东的《黄皮书 灰皮书》一文对此作了更详尽的介绍。这些并不是面向青年而是“供领导机关和高级研究部门批判之用”的书籍,“青年却成了最热心的读者”。黄皮书为文艺,灰皮书为政治。据介绍,这些书有美国小说《在路上》,苏联小说《带星星的火车票》,爱伦堡回忆录《自然、岁月、人》、剧本《愤怒的回顾》,德热拉斯的《新阶级》,托洛斯基的《斯大林评传》以及《格瓦拉日记》等。作者认为:“黄皮书和灰皮书影响了一代人。”他们从这些书中获得了有别于流行思想的营养,并使自己初步获得了自我反省和思考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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