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来投资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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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6-13 14:12

  在增长动能转换中处置金融风险

  经济参考报 □袁志刚

  谨慎对待资产负债问题,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放慢金融体系和体制的改革。相反,我们必须加快金融改革。

  可以预期,金融市场的健康运行,金融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提高,既是经济增长的重要保证,也是金融风险化解的前提条件。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毫无疑问是一种奇迹。 这种奇迹的成因可以由两个供给因素和一个需求因素来解释。

  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背后

  首先得益于中国的人口红利。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得益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全球化的浪潮中逐渐拥有了比较优势。充裕的劳动力和廉价的劳动成本吸引了大量外商直接投资(FDI)的进入,来料加工,出口导向,而且FDI的流入不仅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资本积累,还带来了先进的技术、管理和人才,使得本国的企业通过“干中学”的方式迅速与国际前沿生产技术接轨,对中国经济产生正向的溢出效应,我国全要素生产率(TFP)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呈上升趋势。

  其次,在人口红利期,由于家庭负担的下降,家庭储蓄率的上升,高额储蓄可通过金融体系转化为投资资本。而且,官方的利率管控压低存贷款利率,使得金融资产由储户向企业转移,其中有限的金融资源又被优先配置给资本密集型工业企业和国有企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储蓄率与资本形成率长期维持在30%以上的高水平。高储蓄率与高投资率是推动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关键原因。

  第三,从需求方面看,中国的13亿多人口,7.8亿多劳动力,在劳动生产率增长背景下的收入增长所带来的市场容量是其他经济体所不可比的。在很多产业的发展上,可以迅速发挥规模效应。如家用电器,汽车,移动通信设备,房地产,互联网购物与支付等等。在很多领域,我们可能实现弯道超车,做到世界第一。前面两点的因素是供给侧的,第三点是需求因素。从这个意义来说,供给侧的改革需要与需求侧的扩张相对应。

  从理论上说,消费不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但是,消费对一个国家的长期增长的拉动作用非常重要。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中,在一些非常重要的阶段上,正是居民的消费增长打开了供给侧投资的空间,技术进步与效率提高的空间。如食品消费导致发轫于农村的改革开放以及随之所带来的农业生产的发展和效率的提高。家电进入中国家庭,带来投资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些长期增长因素显然可以很好地解释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的高速增长。

  但是,中国经济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有一段低迷期,表面上看是因为外需低迷加上人民币坚挺导致我国出口下降。其本质原因却是因为中国经济在一段持续的高速增长期后,原有的增长动力开始乏力,同时隐藏的结构性问题日益显现。

  具体来说,上世纪80年代初所开始推行的土地家庭联产承包制尽管解决了农业生产重要的激励问题,但家庭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规模较小,增加了农业生产的管理成本,难以发挥规模经济效益,也不利于农业科技水平的提高。此外,由于农民土地属集体所有,导致农民对土地只有使用权而没有自由处置权,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民的择业自由。因此,必须在农业生产组织和土地产权方面进行更多的改革。同样,国企改革也不是简单的承包制所能解决的,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国企在银行系统中积聚起规模较大的呆账和坏账。从需求端的情况来看,到1990年后期,中国城市居民的食品消费、轻工业产品消费以及家电消费都已经趋于饱和,因此我们需要寻求新的需求端突破,如汽车和住房的消费。

  面对这些接踵而至的新问题与挑战,上世纪90年代后我国的许多改革措施从供给侧着手,为此后的经济增长打下了坚实基础,同时也在需求侧打开了居民消费增长的新空间。供给与需求的有机配合使得中国经济在2001年后迎来了长达7年之久的高速增长。这些改革包含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分税制改革;国有企业的抓大放小改革;1998年的城市住房体制改革;国有银行不良资产清理和股份制改革以及最重要的中国坚定不移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这些改革的完成,使得中国经济再一次充分发挥了制度红利,国企改革催生了民营企业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城市住房产权制度改革与交易为居民消费升级打开了新通道;金融领域的改革与呆账坏账的清理,为后面金融的轻装上阵以及金融扩张做好了准备,最重要的是加入WTO之后,我们迎来外资的大规模进入和对外贸易的高速增长。2001-2008年经济增长的推动是汽车和住房的需求增长,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重化工投资的增长,外贸出口的增长。从供给侧看,是人口红利、制度红利、土地红利、赶超红利和结构红利等诸多红利的又一次充分释放。

  2008年后经济增速下行与金融风险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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